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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税与简税|增值税减税:要落地,更要生根

丽水网 - 来源: 澎湃新闻  2019-04-13 16:01
编辑:柳永伟 | 责任编辑:叶捷〗

  4月1日,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,工作人员正在向纳税人讲解有关增值税税率下调知识。  东方IC 图

  2019年注定是一个“减税年”,减税的内容是多层次、多维度的,既涉及到流转税,也涉及到所得税;既有针对性强的小微企业减税,也有普惠性的基准税率下调;既有税率的下调,也有涉企收费的减少。在4月1日之前,减税降费的重心是“税”,之后则会逐步转移到降费,例如4月3日大幅度下调了涉企的行政性收费和经营性收费,5月1日开始正式启动社保费率的下调。

  这些政策能否发挥其本质作用,取决于两个关键步骤:一是“落地”,二是“生根”。“落地”非常容易理解,就是政策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,不能在执行中打折扣,或者“明降暗升”“此降彼升”“今降明升”“税降费升”等等诸如此类。关于“落地”过程中的风险,我们会在第5篇专门论述。

  与“落地”相比,更关键的是要“生根”。减负、减收都不是减税的真正目标,自2012年以来,中国的税收收入增速开始急速下滑,从2011年的22.6%持续降低至2016年的4.3%,维持了长达5年的下降趋势,虽然2017年开始回调至10.7%,还主要是因为产品价格的上升导致的,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现象。另外一点值得引起重视的是,中国的税收占GDP的比重仅有18%,税收占全部政府收入中的份额仅一半,与其他国家相比,中国18%的税收占比是非常低的,减税会导致税收占比继续下降,从横向对比来看,降低一个非常低的指标是没有道理的,从纵向来看,税收占比已经从2012年开始是逐步下降了。

  减税的真正目标是经济增长,只有减税带来了经济增长,减税政策才算“生根”。减税激发了经济活力的提升,生产、消费、投资、进出口的增加,反过来就扩大了税基,减税反而不一定要使得政府减收,至少是减收的幅度远低于减税幅度。如果增值税减税能够“生根”,政府、企业、居民都能够从中获益,这将是一个多赢的结果。

减税与企业投资

  一个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生产能力,生产能力又是由众多的企业叠加的,因此减税与增长的第一个关键环节,就是减税与企业生产的关系。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,在微观层面就是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,这种规模扩大的前置条件就是企业投资的增加。企业投资,有可能是单纯地增加几条生产线,以应对突然上升的产品需求,也可能是趁机更新设备,提高生产技术和产出能力。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标增加投资,其结果一定是企业的生产能力的提高,并相应带动上游产业的蓬勃发展。

  但现实的状况是比较困难的,投资的活跃度在低水平持续徘徊。其中,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2011年的25%下滑至2014年的15%,民营企业投资从2013年的27%下滑至2015年的9%,几乎可以认为企业的投资“腰斩”了一大半。正是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资持续低迷,才使得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长维持了6%-7%的区间。

 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之前的多次减税政策都是立足于刺激投资。其中,值得重点提及的是两类改革,第一是增值税转型改革,全面推开的年份是2009年,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。第二是2014年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,是为了应对2013年的民营投资的“断崖式”下滑,2014年挑选来132个重资产行业,实施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,2015年继续增加了281个行业,2018年则实施了力度更大的折旧政策,允许企业购入的500万以下设备一次性折旧,从而加快了企业投资成本的回收速度。

  此次的增值税减税,严格来说没有直接锚定在刺激投资,但是减税带来的现金流增加,会间接推升企业的投资。民营企业的投资,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,还是研发投资,往往都受制于资金的约束,在自有现金流有限的情况下,这些企业从金融部门获得信贷的难度也非常大,因此一些原先应该发生的投资支出,就被搁置了。在增值税减税的过程中,税率下降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利润,企业的现金流因此而增加,与增值税降税率相伴随的一些其他配套改革,特别是期末留抵退税政策,更是直接奔着企业的现金流去的。

  减税和企业投资之间,并不是必然的关系,特别是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更大。在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,一些企业因为主观或客观因素经营不善,导致负债率过高,此时的减税收益将首先用于降低杠杆率。正是这样的机制,即使是锚定在刺激企业投资的减税政策,短期内也很难完全逆转企业投资。不过,减税的收益帮助这些企业逐步渡过难关,一旦经济形势好转,这些企业的投资也会逐步回升,因此需要对企业投资增长保持长期的耐心。

  减税与产业分工

  在中观层面上,减税带来的影响则不单纯是增加某一个企业的投资,而是促进某一些产业的发展和壮大,抑或是产生一些新兴业态的产业形式。在“营改增”之后,中国出现了多档增值税税率,即17%、13%、11%、6%四档,实际上,还有另一档更加特殊的0%税率。这四档税率分别对应不同的行业,理论上的适用税率在行业间是不能交叉的,但在真实的征管过程中,一些具体的销售行为是很难清晰界定的,考虑到大多数企业都存在混业经营,企业也会策略性利用税率档次差异,尽可能降低自身的纳税负担。一些产业在此过程中发展受阻,另一些产业则得益于该政策。

  增值税降低税率的过程,同样也会带来税率档次的变化。经过近几年的改革,税率档次已经变成了13%、9%、6%三档,档次之间的税率差距,由原来的11%(17%-6%)降至现阶段的7%(13%-6%),中间税率档次的差距也相应下降了。税率差距,反映在税负上,就是不同行业的增值税税负的不公平现象得到了缓解。在价税互动的情况下,就会直接影响各产业的利润空间,一些企业出于节税的目标,倾向于覆盖产业链的多个生产环节,这对产业间的合理分工是不利的。

  增值税税率档次的靠拢,以及增值税基准税率的下调,都会带来产业分工的演化。这种分工可以将一些“不合宜”的上游生产环节外包出去,企业只专注于本环节的生产,做到真正的专业化,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;也可以是拉长了整个生产链条,使得最终产品的附加值更高,这些产品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,都能够给企业带来更高的收益。在产业发展维度,这两种分工形式,都会促进整个产业规模的扩大和技术水平提升,同时还有利于改善市场效率。

  减税与经济增长

  在宏观加总层面,减税是与经济增长绑定在一起的。企业投资的增加、产业分工的深化,终归还是会反映在宏观经济的增长。减税带来了经济增长,经济增长又带来了税收收入的增加,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;反之,如果经济增长没有明显变化,减税就对应了减收,财政压力的加大会产生难以预料的新问题。因此,从这个维度来说,由经济增长驱动的税收收入上升,并不能就此认为减税政策没有“落地”,我们需要对税收收入的变化持有谨慎的解读。试想一下,如果减税带来了企业的减负,减负又带来了经济增长,经济增长带来了税基扩大,进而增加了政府税收,这是一个多么理想的结果。

  减税会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影响经济增长。供给方面,就是上文提及的影响路径。需求方面,主要是在短期内增加了消费需求,这可以是对内销商品的需求,也可以是对进口商品的需求。需求的上升,会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,有利于企业的去库存,反过来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规模,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

  在宏观经济的需求面,我们经常提及的“三驾马车”:消费、投资、出口,减税对这些“马车”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。在增加社会投资的同时,就会减少政府投资;在增加消费的同时,就会减少净出口。减税和产品出口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,一方面,因为增值税退税率的同步下调,产品的出口优势会下降;另一方面,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,会改善出口产品的质量,这会提升产品的竞争优势。因此,与企业的投资类似,我们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,也要保持长期的耐心。

  (作者范子英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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